2005年是我国银行体制改革“背水一战”的一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快股改和上市步伐，而围绕这一进程，对于四大行在国家注资并股改后的估值、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原则以及上市路径的选择等等，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年终即至，通过总结2005年银行改革攻坚的经验和不足，为继续稳步推进这项改革提供必要的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思考，是业内亟需的功课。从今天起，本报连续刊发4篇评论员文章，希望为理性认识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所裨益。2005年，中国金融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二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及上市。两项改革都遇到质疑，但对前者的质疑已转移到具体环节上；而银行改革似乎没这么顺利。直至今日，尽管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以及各大商业银行行长亲自出面驳斥，针对银行股改的“贱卖论”依然没有停歇。

　　那么，“贱卖论”由何而来，是什么力量在推波助澜，又对我国的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有人说，“100亿美元换来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不等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另有人认为，“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这将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一句话，中国的银行股权被“贱卖”了。 　　

　　有专家还指出，中央汇金公司已经把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再加上四大行的剥离性大规模重组，它们的内在价值早已得到大幅提升，根本就不是原来意义上呆坏账缠身的企业。而且，这还未考量几十年来其在国内所形成的政府信用、商业网点等难以匡算的无形资产。顿时，“自轻心态作祟”、“且慢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警惕银行股改的输血性路径依赖”等，成了质疑者最富代表性的言论。 　　

　　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出现某种程度的争论甚至质疑是很正常的。 　　

　　早在1996和1999年，光大银行和上海银行便率先“吃了螃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但那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喝彩声。因为由“烂账”缠身的城信社“改编”而来的上海银行，能得到著名外资银行的战略性青睐，在当时可谓其内在价值得以提升的标志。人们当时津津乐道的是，汇丰为上海银行提供了多少技术支持，上海银行还由此获得了汇丰允许其发行带有HSBC标志的信用卡等“好处”。外界也普遍认为，分析上海银行引入外资以来的管理水平、业绩报表和盈利能力的提升等指标，上海银行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 　　

　　2005年，伴随着轰轰烈烈的股权分置改革，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改及上市步伐骤然提速，而在股改路径和上市地点的选择上，则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辩驳声：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到底有多少内部问题和“不良信贷”？坏账剥离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再度经历了外汇注资和股改之后当如何估值？究竟要引入怎样的战略投资者？到底去哪里上市更符合银行的商业利益？所有这些，都在这一年集中爆发。 　　

　　可以说，银行改革已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之说，无疑也适合于银行改革。　　

　　凡是改革，总归有四方阻力。而且，改革的难度越大，力度越大，纷争和质疑也就越激烈。如果主导改革的人士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分析“贱卖论者”的各种方法和观点甚至是论据，或许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对国有银行改革有价值的东西。这场争论，远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有谁可以精算一笔账，证明某家银行就没有一点贱卖的成分，或者说一定被“贱卖”？更何况，国有银行改革还有一些“大账”，恐怕是难以用数据进行具体计算和分析的，比方说改革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路径成本等又该如何计算？重要的是，又如何高屋建瓴地作出既符合眼前利益、又服从于长远战略的选择和判断呢？　　

　　银行“贱卖论”之争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国有银行改革攻坚之复杂、之艰难，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人们，金融改革等不得也急不得，对于种种可能出现的失误甚至是风险，应以殚精竭虑之心充分评估，应以如履薄冰之心小心操作。但是，它却不能引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困难已大到难以克服，市场化改革的路走错了。一句话，国有银行改革既需要大智慧、大魄力，也需要大胸怀、大视野。 　　

　　我们认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仍应是银行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是要尽可能地公平对待所有投资方，立足“引智”，从容引资，以我为主，以图最大限度地让国有银行实现效益最大化，实现通过改革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初衷。(来源：国际金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