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些金融专家及研究人士对国内一窝蜂对外出售金融股权的现象及副作用进行提醒，对过分夸大外资进入的作用提出质疑,对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不能仅放在引资而应着力在国内改革整体机制上、对开放中的失密问题、对最终失去一个大国金融控制权的后果等表示担心。这些问题的提出为的是让我国的金融改革能尽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代价。稍有一些公正之心的人都能看出，这些质疑、提醒和批评，是出于对国家利益及国家金融安全的强烈责任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然而，对于这些提醒和质疑，金融界的一些人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不是认真思考这些提醒中的合理成份，在今后的金融改革中修正方略、措施，以避免问题的严重化；而是凭借强大的权力背景进行反批评，对人们所期待的反思和完善改革却反没有精力顾及。

　　其实，任何一种改革或社会运作, 如果仅有一种或者只允许有一种声音、一个指向,往往才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如果形成“舆论一律”，压制任何不同声音的发表，则会加速这种危险的降临。这样的例子中国经历了太多，例如大跃进、反右运动, 最严重的是文革。不允许有任何不同声音出现，结果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整个民族最终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而在近一两年金融界那种只有一股声浪“卖卖卖”的情况下，有人发出一声断喝、几句提醒，让当政者、行事者能及时看到问题的不同侧面，避免因考虑不周使金融改革出现别的风险，这种善意的提醒难道不应该吗？这些提醒就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吗？恐怕连反对批评者自己心里也并不认为如此。

　　一个最通俗的道理是，一窝蜂地挤着去卖，能卖出好价吗？其实一些进行反批评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过于集中地赶着上市、出售，是无法避免被对方压价的。另外，采取封闭式的一对一谈判的操作模式，既把国内竞争者排斥在外，又把其它境外投资者排斥在外，必然使得与外资的入股谈判缺乏足够的竞争性，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保留了巨大的博弈空间，甚至使定价也缺乏竞争性，从而容易出现不利于卖方的格局。

　　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证明金融股权没有被贱卖，一些人不惜在世界舆论面前夸大国有银行过去存在的问题，一再宣传中国的银行如何不行，如何不能通过自己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如何一引外资就能解决公司治理、坏帐等难题，他们不断地向世界宣讲：中国的银行就是这样的烂，就只能卖这个价，中国没有办法依靠改变现行机制解决问题,只能依靠外国人来治理，没有外资的帮助改革便无法进行。笔者不明白的是，中国的金融业真的已经做好了应对外国金融巨头竞争的准备了吗？以至于我们还要在WTO所定的保护期未到前提前对外国开放金融？如果批评只是引来被批评者对国家资产和声誉的进一步伤害，这是完全违背批评者初衷的非常令人痛心的结果！

　　不客气地说，任何想要销售产品的人都懂得宣传自己的货好，至少也该恰如其分地强调我国金融资产的优势，比如：四大国有银行的品牌价值、垄断地位及垄断利润、国家信用的隐含担保、巨大的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等。而遗憾的是，正是这些管理着国有银行、出售着国有银行的人，却为了申明自己没有贱卖，竟然不惜大肆诋毁中国金融业的名誉及无形资产，只谈国有银行的弊不谈国有银行的利，甚至毫无遮掩地表明自己的无能。央行的金融研究要员竟然大言不惭地声明“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把银行做好的话，不妨给外资更多的股份，让他们利益再大一点，它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帮助你把银行搞好。”此言让人不明白的是，作为银行业的关键人物，大谈自己没有能力把银行搞好，不觉得愧得慌吗？

　　其实，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不是来扮演白求恩大夫的，而是来瓜分高额利润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何况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内部和外部的根本机制问题，并不是靠引外资就能解决的。

　　中国金融业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彻底改革，改革过程中也决不应拒绝对外开放，但关键是怎样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开放的过程中该不该忘了防范和自强。开放并不应仅仅是引资或者出售股权，引进科学的经营理念、学习合理的人事安排制度以及防范风险的控制等，就不是开放了吗？

　　看一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所写的《九十年代的喧嚣》，就可以明白，我们对发达国家那些银行界、基金、财团、会计师、CEO们的群体迷信是多么荒唐！他们对自己本土的投资者都会那样巧取豪夺，又怎么指望他们对中国百姓们的积蓄更负责任呢？难道我们非要等到他们把中国的财富掠夺一空，等到他们把中国的金融业也像中国汽车业一样搞得既没有控股权、也没有知识产权、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挣一点加工费辛苦钱的状况才肯觉醒吗？

　　其实，对金融改革提出批评的人，主要目的还不是对已经卖了的股权进行责任追溯。卖都已经卖了，无法改变。批评者只是希望通过提醒，在今后金融改革中注意全面衡量我们的金融价值，同时把立足点不要只放在出售股权上，更应放在自强上，通过改革国内的根本机制，如人事制度、政企制度、竞争制度、监督制衡等的改革，通过打破垄断、理顺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对内开放、公平竞争，通过建立专家团队和改革任免机制，让董事会、监事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监事会，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和内控机制。而这一切，比起大量对外出售股权，将是更低成本、更低风险、也更加根本的改革，然而这确实更需要改革者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强之心。

　　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靠着权力的优势，一批批反驳文章相继出笼，对前期质疑金融改革存在问题的文章进行排浪式反击，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应该的吗？

　　只准说好、不准发表不同意见，并不能为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不顾事实永远高唱“莺歌燕舞”，并不能使改革获得成功，反而会使改革增加新的危险。

　　正如金融专家刘煜辉所言:反思改革的成败得失和方法,不等于反对改革本身。作为涉及千亿资产买卖的公产改革这样一件大事情，出现争议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这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一意孤行、恣意妄为，从而使主事者审慎行事。“人声鼎沸”比“万马齐喑”要好。无论是国是论衡，还是行业改革，如果总是“鸦雀无声”，恐怕就要“大事不好”了。

　　不少网民提出，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不能由力推国有银行股改的当事者和身在国有银行其中、具体进行股改操作的管理者说了算。而应该由诸如国家审计署以及一些权威、中立的咨询评估机构说了算。象涉及上千亿资产的金融股权出售、涉及全体百姓利益的国有银行改革，应该保证社会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重大的银行改革决策“应事先提交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讨论、听证”；并建立国家审计署对银行改革中资产评估、资产处置、定价等操作方面的审计监督机制；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各种详细数据、搜集方式和程序及时公开，使之接受社会的监督。

　　对外开放中更重要的大概不是引资，而是观念的开放。让我们看看美国编制给孩子们看的《公民读本》，是如何教育孩子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一个好的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取建设性、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发达国家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的道理，我们这些大人们，尤其在重要岗位的公民们，更应该懂得吧。

　　谁又敢说，前期的金融改革做得就完全正确呢？关键是运行改革的人，应该是既能听得进赞扬，也能听得进批评，尤应重视批评意见，注意吸取批评意见中的合理成份，这样才能真正地有利于国家的金融改革啊！(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