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病要不要吃药？这类本不成之为问题的问题正在机械教条的逻辑下歪曲变形。建议所有的医院统统关门，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医生的处方一定有效，也没有人能证明不接受治疗的病人就一定会死。　　

　　不过我们的“贱卖论”者毕竟还算厚道，遍观形形色色各类说辞到底还是没有拿出最厉害的杀手锏，由此才给了我等持不同意见者一些说话的余地，我们才能够就国有银行的定价问题谈一点“动机颇可怀疑的”粗鄙的意见。当然，最起码我是觉到了心虚的，因为害怕“贱卖论”者按捺不住当头棒喝，那我确实没法论证引进外资之于国有银行绩效提升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于是在他们的网开一面下我们接着来谈国有银行的定价问题，尽管熟谙论辩之术的“贱卖论”者再一次占据了逻辑的至高点（当然还有道德、情感的至高点）：诚如我在之前谈及此话题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从来是个难点甚多甚至疑点甚多的难解之谜。从根本上来说，除非国有银行改革继续以往绕开国资减持这一敏感区域而只进行财务重组的做法，否则总会因其两难处境而遭致“贱卖论”者的攻击。因为在此长期管制的市场中，产生价格的信息是不完备的，甚至是扭曲的，但在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规制以解决市场失灵，其效率更是低下的。换言之，在转轨国家所进行的民营化改革只有较优方案，并无最优方案。“贱卖论”的荒谬并不仅仅在于方法的粗糙，更在于它们试图以绝对超脱的理性来评判现实、主宰现实，而这其实也正是计划经济所以失败的症结所在。　　

　　平心而论，我一直不愿意就我所看到的“贱卖论”进行正面的反驳。譬如说，“以工行为例，2004年该行实现盈利747亿元。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4年之内就可收回投资，而且还没有考虑到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而其实，回顾以往两次注资解救不难想见，这种修缮一新的报表能否持续大可怀疑；再譬如，“建行2港元多的价格马上让人想到当年深发展、浦发甚至华夏银行在A股市场登陆时几十元的高溢价。相比之下，建行在香港股市的登陆价不显得太便宜了么？”抛开供应激增而导致价格下跌这一常态，A股市场以畸高发行价而对流通股股东实行盘剥的历史本就使其根本不具备价格发现之功能；而至于请审计署审计那就更是异想天开了。

　　且不论审计署有无能力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单就职能而言，它既不能为交易事先提供价格，也无法在事后证明没有发生“贱卖”（它最多证明发生了“贱卖”）……如前所述，只要“贱卖论”者持续执着于为批评而批评，历经不断“试错”迟早能够点中国资减持的“死穴”。

　　所以尽管“贱卖论”者宽宏大量地放过了卖不卖的问题而只谈怎么卖的问题，但由于臆想中的完美无缺的“卖法”根本不存在，因此归根结底，“贱卖论”在否定掉交行、建行、中行、工行、农行任何可能的股权出让价格后，也就完成了对于眼下进行的、以产权改造为切入点的、倒逼下的新一轮金融改革路径的彻底否定。

　　当然，我们对此还是无话可说。道理很简单，没有人能证明引进境外投资者一定能够提升国有银行绩效，也没有人能证明维持国有独资就一定会失败。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了7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不了若干年后再来一次“价值提升”。(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