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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应国有银行“贱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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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发行有没有被“贱卖”?大规模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会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保护条款”到底保护了谁?为何不引进国内战略投资者?……首家国有商业银行最近成功上市后,部分关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人士产生了一些不理解和疑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1月2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钢就这些热点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国有银行有没有被“贱卖”

  记者:半年以前,大家还都担心困难重重的国有商业银行找不到“好婆家”、卖不出好价钱,可最近首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时香港公开认购超过40倍、国际机构超购9倍,而此前出售给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价格又明显低于公开发行价,由此一些人士反过来担心国有银行被“贱卖”。

  肖钢:两种担心都有一定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全面、客观认识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改革刚起步时,一些同志看到国有银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多一些,觉得国有银行一无是处,对股份制改革产生疑虑,缺乏信心。现在,经过近两年努力,国有商业银行财务状况好转、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成功上市,一些同志又过分乐观、以为国有商业银行是人见人爱“一朵花”,产生“肥水岂能流入他人田”的担忧。事实上,我国1995年才正式颁布实施《商业银行法》,国有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还有较大的差距,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两种担心发生逆转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境外投资者购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资本追逐利润是经济法则,境外资本是为追求利润而来的,但同时也要承担风险。如果未来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反弹、经营效益下降,他们的投资也就难以得到回报。他们入股中国银行业,主要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市场和投资环境,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潜力,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抱有信心。

  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发行上市(IPO)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两个环节,虽都涉及定价,但机制、对象、策略有很大不同,两种情况很难直接比较。从定价机制看,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定价是一对一谈判,IPO定价则是公开向国际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推销;从定价对象看,战略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战略投资者愿意与引资企业长期业务合作,共担风险,往往要承诺较长的股票锁定期,承诺竞争回避。公众投资者更多考虑股票投资收益,可能长期持股,也可能短期投机。因此,战略投资者在IPO前入资的认股价格一般要低于IPO价格;从定价策略看,引入国际知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提高引资企业无形资产,提升引资企业形象和市场价值。因此,在引资定价过程中,按国际通行惯例,通常都要考虑无形资产的价值。

  境外资本会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记者:境外资本纷纷以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身份进入我国银行业,一些人认为国外资本投资比重过大、战线过长,可能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肖钢:如果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增加、财务信息不真实,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这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经营机制,建设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最大的支持和保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单一国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国内银行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0%,所有外国机构入股比例上限为25%。也就是说,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国家仍然对国有商业银行保持绝对控股。另外,随着银行公开发行上市和持续发行,境外战略投资者所持入股比例可能会进一步“稀释”,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

  “保护条款”保护了谁

  记者:有媒体报道,中国银行在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签订协议时作出单方面担保承诺,有些条款对外方比较有利。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肖钢:在投资协议中,中国银行与战略投资者双方都有一定的承诺和约束性条款。因为有保密协定,我们不能单方面透露具体内容。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担保承诺体现了双方合作的诚意,也是协议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双方的承诺、权利和义务是经过充分谈判磋商达成的,也是对等的。

  为何不引进国内战略投资者

  记者:国内许多有实力的大企业都迫切希望参与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中国银行为什么一直向国内战略投资者紧闭大门?

  肖钢:与一般财务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不同,战略投资者在业务、人员、管理、科技等方面有长期合作的打算,与被投资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某些业务领域深层次合作,谋求领先地位或打造名牌产品,双方获取长期利益。因此,寻求境外有实力的大型金融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中国银行的发展。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因为缺钱需要引进资金,而是要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帮助中国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另外,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从而告别依靠国家政策剥离不良贷款的“输血机制”。境外战略投资者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银行的资产质量,非常重视如何防范和减少新增不良资产,对银行如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财务信息也有严格要求。这些都会帮助中国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增强透明度,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自身的“造血机能”。

  花钱是否买到“好机制”

  记者:2003年12日30日,国家向中国银行一次注入225亿美元资金本。当时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花钱买个好机制”。两年快过去了,原来的愿望达到没有?

  肖钢:国家225亿美元注资资金到位后,我们实行专户经营,专人管理。目前,这部分资本金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投资收益。为有效规避汇率风险,中国银行通过期权交易对这部分外汇资本金进行保值,外汇资本金没有因人民币升值而贬值,达到了保值增值目的。

  股改近两年来,中国银行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机制重构工作:

  逐步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初步形成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权责明晰、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前,我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和行长三个职务,现在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比较超脱,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由行长全权负责。

  转变经营理念,坚决避免“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的老路。在业务发展上,提出“资本约束优先、质量控制优先、效益考核优先、战略重点优先”,并对绩效考核指标做较大调整。过去考核拨备前经营利润,现在考核税后利润。过去不考核的人均利润,现在则被确定为一项重要指标。此外还增加了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和股东价值增加值两个新的考核指标。虽然有的指标还不完善,但导向十分明确。

  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董事会下设风险政策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实行全面、全程、全方位的管理。授信业务审批权集中到总行和一级分行,由总行按照统一标准对全行贷款质量集中进行五级分类审核认定。今年以来,中国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和比率实现“双降”。

  大力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了董事会及其稽核委员会领导下的稽核体系,增强监察稽核的独立性、有效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成立了由行长任主席的内部控制委员会。加强对贷款审批、大额资金运用、财务开支、选人用人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的监督,把经常性的监督与专项检查结合起来,把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建立起了比较严密有效的内控监督体系。

  银行股改会否影响宏观调控

  记者: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不再是国有股东“一言堂”。这会不会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和效果?

  肖钢: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将根据商业原则,自主审贷、专业评审、科学决策,会改变过去行政部门“点贷”“指贷”等非市场行为。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具有的信用创造功能没有改变,仍然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载体。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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