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公布了2016亿美元的对华逆差数据后，中国很快给予了回应。“双方的利益分配大体是平衡的”。2月14日，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在中美经贸论坛上说。

　　易小准所代表的中国官方的看法是，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巨大贸易差额，但是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产生；对美顺差并非中国所愿，中国也非最大获益者；中国已经按照入世承诺，做出足够开放。

　　美国方面对易小准讲话的反应相当及时。十个小时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波特曼在一封信中表示，“尽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连续三年持续增长，但是我们的双边贸易关系缺少公正、持久和平等。”

　　当天，波特曼向国会提交了“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第一份关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全面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更多责任和执行力的新阶段”。这个报告是美国政府对本轮贸易政策审查的结果，涉及包括美国白宫、商务部、国务院、财政部多个部门。并且汲取了国会议员、中国专家、各行业、民意调查的意见，历时6个多月才完成。

　　在报告中，波特曼历数中国政府的“贸易壁垒”：对某些美国商品进口限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劳工权益保护和标准、地方保护、环境因素、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双边贸易流程不平衡。报告认为，这些才是美国对华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

　　从报告最终的十条建议来看，继人民币汇率问题后，市场准入，成为中美政府因贸易逆差问题而起的第二战场。

　　中国：贸易逆差来源于外资企业

　　美国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的直接原因，就是逐年上升的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但是，中国官员对于贸易顺差并不像美国官员一样感到紧张。按照易小准的计算，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因素，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并不多，双方的利益分配大体是平衡的。

　　“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扣除，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在获得巨大的海外投资利益的同时，它的跨国公司的贸易转移，也带来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海外净销售和进出口，美国的逆差就会大大缩小，甚至出现顺差；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下降三分之二，对中国的逆差则会下降30%；如果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顺差，或者外商投资企业的顺差，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就会分别减少91%和73%。”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也称，仅2004年，美资在华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商品额就达750多亿，当年中方的统计，贸易逆差是802亿，如果减去750亿，只有50亿逆差。“贸易逆差的数字无法说明其中的利益分配。”代表美国驻华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会长马诚礼说，“这其中的受益者是各国在华公司。”

　　中美之间统计口径的不同，给美国人造成了很大误解，也让中国官员感到颇为“委屈”。按照中方的统计，2005年的中国对美顺差是1141.7亿美元，而美方统计的数字是2016亿美元，相差将近一倍。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美国统计时使用原产地原则，所以中国经香港等地转口的产品全部记入中国帐上，但是中国对美统计时，并没有记入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其次，中国海关对于出口的统计使用离岸价格，美方使用到岸价格，中间必然有差价；另外，美方的统计没有记入服务贸易，美国的投资银行、咨询机构在中国都有大量赚钱的业务。

　　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说，如果剔除上述统计误差以后，中美双边的贸易差额大体上在1100亿美元到1400亿美元之间，明显小于美方的统计结果，而大于中方的统计结果。

　　尽管如此，中国官员仍然重申，中国希望贸易平衡。2月13日，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月份进出口顺差94.9亿美元，虽高于此前预估，但已呈下降趋势。“实现贸易平衡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易小准说。

　　波特曼十条：美国欲调整对华贸易政策

　　虽然美国政府仍将贸易逆差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国，但是其工作重点已经悄然生变。在2月14日召开的“中美经贸论坛”上，经济学家蒙代尔表示，他注意到，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最近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言论有所缓和。

　　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市场开放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中美贸易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波特曼2月14日在华盛顿说，他将第一个阶段界定为中国入世前的1986年至2001年；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到2005年中国入世过渡期的四年；而第三个阶段，则是中国完成大部分入世承诺后，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

　　波特曼的报告显示，美国将重新调整对华贸易政策。

　　“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伙伴，中国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任，包括开放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将用尽可能地迎接这个挑战。”在向国会提高该份报告的同时，波特曼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解释了自己下一步的目标。

　　他列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包括了十点。

　　波特曼报告的出台，意味着美国政府历时半年的对华贸易政策审查结束。之后美国贸易政策将做出调整。

　　面对美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不断逼近，中国政府显然并不认同。

　　易小准说，“中国入世四年来，绝大多数农产品、非农产品、国内各个行业，尤其是服务的开放已经达到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一个最高水平，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经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我们的开放程度不仅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一些领域，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这一段话明显有所指，服务业正是美国优势最明显，也最希望中国加大开放的领域。

　　而在美国热切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另外两个领域——农业和金融方面，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说，中美市场开放不对等，在于美国对于中国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表示，中国市场对美国银行开放的程度，大于美国市场对中国银行开放的程度。

　　易小准总结说，“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是充分开放的。”

　　美国：选举年形势复杂

　　自1983年美国对华出现第一次贸易逆差后，逆差逐年扩大。进入21世纪后，这一数字更是大幅攀升：按照美方统计，2001年，美国对华逆差是838亿美元；2002年1030亿美元；2003年1241亿美元；2004年1620亿美元；2005年则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在美国，这种信息和“中国威胁论”相结合后，被解读为“中国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

　　“2001年到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全部贸易逆差增加了4.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份额下降了7.06个百分点。”谢伏瞻说，逆差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国际间的产业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大量制造业的加工组装被转移到了中国。

　　这是一种在中国官员和经济学家中普遍被认可的看法，但是美国制造业和一些美国议员并不接受这一解释。2005年4月，美国议员舒默提出法案——“如果中国不放开人民币汇率，美国就对中国产品实行27.5%的惩罚性关税”；2005年5月，美国纺织品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部分纺织品提出限额；2005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旨在对华实行反补贴法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2006年2月，美国两位参议员提出废除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最惠国待遇)。

　　“今年是选举年，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马诚礼说。来自美国媒体的分析表明，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国会议员可能会出于讨好选区内制造业工人考虑，提出更多的要求降低对华贸易逆差的提案，进一步加剧双方贸易间的紧张局面。

　　但是美国政府官员小心翼翼地坚持着他们一贯的对华态度。自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将扩大对华出口列为解决贸易逆差的首要方法。波特曼的最新报告，尽管列出了多项任务、措辞强硬，却坚持了要在现有框架中处理中美贸易关系，避免了国会的过多干涉。

　　中国官员一直希望说服美国，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官员在多个场合反复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商品和高额外汇储备，美国根本无法维持低利率、高增长的经济。易小准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2005年可能增加到了3000亿美元，另外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品，美国物价指数立刻会上升2%。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中国廉价的商品，在过去的十年中，给美国人节约了6000亿美元。

　　据一位美国官员透露，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可能在4月24日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预计届时中美经贸关系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目前中国官员关于扩大美国对华出口的建议仍然是呼吁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你不能老让我们买飞机”。成思危在中美经贸论坛上半开玩笑地说，“你如果卖给我们一架航天飞机的话，中美贸易可就大大改善了。”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