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电（记者朱继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功能不清、利益冲突、机构单一的局面，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及“三农”问题解决的全面提速，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我国农业的结构性调整、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增产增收。作为一位农村长大的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通威集团总裁、通威股份董事长刘汉元委员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认为，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已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

　　刘汉元委员说，从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构成来看，作为主体部分的农村信用社虽然网点分布较广，但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据资料显示，全国农村信用社2005年底不良贷款额为3851亿元，占比达17.54％，相当部分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亏损严重，难以承担服务“三农”的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面很窄，功能发挥不充分，成了专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贷款重点向优质客户、大客户倾斜，已逐渐淡化了农村中、小客户，两大农业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日渐减弱。此外，邮政储蓄规模迅速发展，已成为了分流农村资金的主要渠道。2005年，邮政储蓄在全国农村所设网点已达到24000余个，大量地吸收农村剩余资金，截至2005年末，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1.3万亿元，其中各乡镇及所辖农村就占50%以上。这些资金通过向上存入人民银行，从而使本来就紧缺的生产、建设资金游离于农村经济和发展之外。

　　刘汉元委员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现状，已无法适应和满足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需求，甚至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资金的大量外流，已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发展资金的整体供应，导致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雪上加霜。据专家测算，从1979年到2005年间，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机构的资金净流出量，超过了2000亿元。与此同时，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向大、中城市转移和集中，县及各乡、镇机构网点大幅减少，即使仍存在的部分网点也收缩了放贷权限，限制了相关服务职能，这样就很难满足广大农村和农户持续发展的金融需求。

　　三农问题有其非常明显的特殊性，第一是农民本身的资金少，帐目小，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几万，几十万的多，上百万的很少；第二是帐目本身不完善、不健全，很多农户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资产；第三是金融机构的服务责任和意识不明确。在城市里，每单一千万可能都小了，但在农村，往往就是几十万元一单，甚至更小，从而导致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承接这样的业务，这与金融机构对城乡发展的差异认识不足，服务意识不到位密切相关，从而形成农村金融工作今天的现状。

　　作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应如何重新定位呢？刘汉元委员认为，农业发展银行应该将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扩大业务范围，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国家同时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措施，引导商业银行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鼓励和支持各大金融机构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中来。特别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可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性规定，使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必须有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信贷，为三农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需求，“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政策机制”解决三农问题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刘汉元委员最后指出，在该模式中，金融机构以信用贷款形式投入农业发展资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则作为加工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和科技中心，对农户实施全方位的带动；农户则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龙头企业的技术、服务支持下以养殖为基础。通过公司、农户和金融机构三方的密切配合，逐步建立起覆盖生产、加工、销售的健康、良性合作关系，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市场、管理和服务优势，帮助农户集中有限的资源来进行高效的养殖、种植、加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降低农户的经营风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最终为三农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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