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由更高一级政府埋单还是由地方政府掏腰包，最终出血的还是每一位纳税人。一场蔓延全国的清理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的运动正在全面展开。在处于建设行业下游的建筑企业和最末梢的民工们看到希望之时，巨额的清欠成本到底由谁最后埋单，以及如何避免在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成为人们更为关注的深层问题。

8月2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设部副部长黄卫面对来自国内外媒体的记者们说，政府投资工程拖欠问题突出，清欠难度较大。解决政府工程拖欠是清欠工作的关键。

来自建设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竣工工程拖欠工程款1755.8亿，其中政府拖欠工程款642.8亿，占全部拖欠款的36.6%。

去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非常明确地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期限框定在3年以内，治欠大网已在全国展开。但今年年初，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由于鸡西文化路改造西延等项工程，多年来拖欠黑龙江省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公司数千万工程款的事情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高度关注。由于当地政府从中作梗，温家宝3次批示事情才得以解决。

在8月23日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上，曾培炎再次强调，当前要以解决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为重点，全面推进清欠工作。他强调，政府项目拖欠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信用，政府要带头清欠。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对政府投资项目清欠的时间期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央本级预算拨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基本还清；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工程的拖欠款，要在2005年年底以前基本还清。

但其难度也可想而知，一位建筑业的人士更是担忧，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交易规则的破坏者，维护公平交易的规则直接意味着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按照国务院的想法，清欠原则要坚持"谁拖欠、谁偿还"的原则，按资金来源渠道分类解决拖欠的工程款。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去年年底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已经很明确提出，对本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进行认真清理，从每年财政计划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专项用于清偿拖欠工程款。显然，中央财政不会为600多亿的地方项目欠款买单。但建设部的一位内部人士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地方政府在政府项目清欠工作上态度并不积极。以陕西省为例，截止到今年8月23日，该省统计的拖欠数字是33.31亿元，其中政府项目拖欠13.94亿元，占拖欠总数的41.8%。但是，该省各市、县政府的态度十分消极，到7月份，各市、县的两年清欠的还款计划均未出台。

为此，在国务院8月23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陕西省受到了点名批评。会后，陕西省副省长潘连生承认，地方政府态度消极，有的地方竟在等待省上出台政策来帮助各地市还款。

类似鸡西市政府这样的政府工程，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贯穿民工、工头、项目公司、项目承揽主办方和政府的拖欠链条，但链条形成的起点总开始在政府的"豪情"大项目上。而不论是由更高一级政府埋单还是由地方政府掏腰包，最终出血的还是每一位纳税人。

今年以来，国务院已经召开了两次全面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在年初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对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出了批评。记者采访中了解到，8月23日的电视电话会议后，四川省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凡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拖欠工程款严重以及清欠不力的地区、一律不得建设新项目，其财政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偿还拖欠工程款，以确保在2005年年底前完成政府投资项目的清欠。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政府项目当然政府要最后负担。"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明明没有钱，为什么要上那么多项目，说透了，是有些领导人的作秀工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说。

目前集中运动的办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在这次清欠过程中，政府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建立对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的长效解决机制，试图找到一条从源头上遏制发生拖欠的道路。但显然，如果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政绩心态"得不到彻底转变，新的欠款仍会发生，并仍会继续累加，扩大安全隐患。因为承建商固然可以在中央政府文件的支持下追讨工程款，但却无法摆脱各地方政府手中市场准入决定权的约束。

现状也是如此。虽然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并建立了由建设部牵头的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部级工作协商会议机制，但建设部副部长黄卫承认，就在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的清欠进展缓慢的同时，他们也发现边清边欠的现象是存在的。他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严控制新开项目，加快建立和完善防止拖欠问题的各项制度。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资的责任约束机制一定要建立，限制政府永无止境的投资冲动。"郭励弘认为，对于有些必须要开工的项目，比如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以前的市场准入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融资渠道主要靠政府投资，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坏账战略和行政垄断来推进"。因此他认为，一方面要减少政府过度盲目投资；另一方面必须拓宽融资渠道，更多的投资项目应该向效率和效益都更高的民间投资放开。

"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民工的欠款问题虽然很重要，但这只是抬抬牛腿。根源还在投融资体制上，政府高层应该从体制根源上寻求解决办法。"郭励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