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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的银行信贷增速为23%，这样高的信用扩张速度虽然大大增加了各个银行的盈 利空间，却为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提供了货币条件。在中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10∶2 的比例关系使得银行注定会成为宏观经济扩张或收缩、部门经济平衡或失衡的基本助推力量 。正因为这一点，谋求总体经济的持续平衡发展也只能以影响信贷市场资金供给主体的行为 为逻辑起点。
在中央银行手中，有价格型工具、还有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作用机制复杂，传导过程曲 折；数量型工具作用机理简单，传导过程简捷。到底选择哪一种工具，全看调节的紧迫程 度和目标的预期值域。
为适当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过度扩张及降低扩张中生成的金融风险，我们似乎可以在利率和 存款准备金率之间进行根据选择。 从2003年的情况看，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都成了厚利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些许的贷款利率提升在这些行业的成本支出中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靠利率 这种价格手段无法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看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运用数量型手段，问 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数量型手段。
在各个商业银行存在资本、资产、经营状况及风险差异的情况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实行差 别 存款准备金率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例如，在7%的基点上以一定点数为限，对那些核心资本 比率低、不良资产比重高、潜在支付风险大而又盲目扩张信贷规模的银行实行较高的法定准 备金率，对存在特殊情况具有较重历史包袱的农行和农信社仍实行原定的准备金率。这 样的政策一旦施行，就能对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和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将银行个体的信贷 扩张和收缩统一约束在总体风险控制的基本框架下，避免实体经济中个别部门的过度贷款需 求传染为银行信用风险，同时又刺激商业银行以提高自身基本状况作为其扩大资产业务的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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