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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连续阴跌，哀鸿遍野，证监会于周日（４月２０日）晚８点“紧急”发布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显然，这一举措具有某种“信号”意义，是对数月来各种“救市”呼吁的一个积极回应。
然而，除了４月２１日股指短暂高开外，沪深指数当日反而创下了新低。４月２２日，股指进一步下挫，盘中击穿了３０００点。
有人说，这主要是由于《指导意见》对股市的利好有限。这一新规不仅约束力小，没有强制性，而且有空子可钻。大小非若真想大比例减持，可能会先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多个关联公司，再分散减持。有人还说，由于担心监管部门接下来还会进一步限制大小非流通，一些想套现的大小非反而会抓紧抛售。
所谓的“捍卫３０００点的救市第一令”再次证明：简单的行政手段达不到“救市”之目的。相反，为“救市”而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动摇了市场诚信的根基，那才更可怕。
政府没有在更高的点位出台所谓“救市”政策，实为明智之举。因为，中国股市本轮下跌的根本原因是估值过高以及实体经济的下行。违背市场自身规律，靠“打鸡血”式的手段“救市”，只能让极少数人趁机夺路而逃，让更多的中小投资者受到政策“信号”的误导。
试想，如果上市公司前景很好，股票确有投资价值，又何须担心大小非会急于减持呢？投资者也完全可以长期持有。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如果政府部门确信市场已失灵，完全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大可以由官员出面发表讲话，公开明示阐明理由。
如果监管部门确实是在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进行必要的“补漏”、“纠偏”，也大可以制订公开的计划和时间表，而不应据市场涨跌来决定作为与否，更不必搞突然袭击。否则，把分内事当成调控股指的手段，何其荒唐可笑也？
如果管理层确实是从呵护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角度出发，那么就应该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多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高投资回报、规范市场等方面努力，少在把持供求方面作文章。
笔者认为，与其用行政手段“救市”，不如尽早降低不合理的税负。
一是要降低印花税。国内证券交易印花税偏高是不争的事实。早在去年“５·３０”之前，笔者就曾撰文反对以提高印花税的方式来调控市场。一方面，提高印花税是“一刀切”，会伤及无辜，对抑制过度投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提高印花税会降低市场效率，不利于发挥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此外，提高印花税有“控市”之嫌，也有与民争利之嫌。
其实，管理层要做的恰恰是放松管制，活跃市场，发挥其自身的调节功能，把更多精力用到打击非法投机、欺诈和防范金融风险上去。不要试图以简单、粗暴的加税手段来替代应当由市场和监管者自身履行的功能。
目前指数已经跌破３０００点，更重要的是整个市场的预期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极度乐观到极度悲观。如果管理层仍和“５·３０”时的思路一样，把印花税当做控市的手段，等到市场已经过热了才打压，市场已经冷却了才想起“救市”。那么，这种印花税政策调控可谓多此一举，不要也罢。
试想，在熊市后期，散户抛出“带血的筹码”的同时，还要比牛市时多向政府交一笔税收，会如何感想？待到底部出现，才降低印花税，只会便宜下一轮入市抄底的资金。因此，降低印花税的政策是管理层维护市场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分内之事，应尽早出台。同时，政府也切不可再将降低印花税烘托、渲染为“救市信号”，劝诱投资者入市。
二是要降低股息红利所得税。去年８月１５日，银行储蓄的利息税由２０％下调至５％，而目前，证券市场的股息红利所得税依旧保持在２０％。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的角度来看，国内股息红利所得税的水平至少不应高于银行储蓄的利息税。这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精神的最好体现，
近年来，减免红利税的呼声一直不断。早在２００４年“两会”，就有数十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相关议案。今年“两会”上，民建中央提出的《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被确定为政协的“一号提案”，其中就提到了“印花税谁卖谁缴，红利税谁变现谁缴”的建议。财政部长谢旭人曾表示对此非常重视，将配合有关方面，认真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和内外部环境，研究和实施好相关的政策。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税收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不相匹配，长期投资的理念尚未形成，这些都是中国的投资者不敢做长期投资的原因。
减免红利税不仅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也有利于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重视现金红利分配”的价值投资理念，引导资金流向分红稳定的企业，提高国内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促进股市长远健康的发展。
总之，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作为调控手段具有滞后性，因此政策上一定要前瞻。税收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政策特点是长期的、润物无声的，而不是要在某个时点上追求轰动性的效果。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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