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
汪同三:
 因为我是数量经济学会的理事长，首先我代表数量经济学会，同时我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所以我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这次中国金融学
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年会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而且我也很荣幸，在这里有机会跟
大家进行交流。
我想讲讲数量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世界上的经济学，应该说基本上是数量经济学，我有两个证据。
一个证据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学的学会，只有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学家的组织，叫
做“经济计量学会”。世界上的大牌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所以说，
数量经济它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证是什么呢？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算是世界上公认的一个奖项。
诺贝尔经济学奖，据我了解的情况，从它开始设立到现在，大概有几十个人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了。这里面只有一个人，（科斯）不用数学。他的论文里数学很少。其他的都是数量经济学家。甚至数学家也去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得经济学奖。
所以说数量经济应该是当代经济学的主体。
我们这么讲的话，是不是说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关呢？至少应该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数量经济学的来源之一，基础之一。
为什么这么讲？
马克思讲得很简单，又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用数学表达，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个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讲这个话，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技术是什么呢？应该说是 IT 。 IT 最基本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 0 和 1 ，它是二进制数学，在这个基础上搞起来的那么一套先进丰富科学的东西来。
所以马克思是早有先见之明。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实际上除了他的理论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也是先进的科学。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写的《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作是《资本论》。在这里面，马克思讲两大部类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是用一个数学方程组，两个方程式表示出来的，用数学方程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在简单的情况下，是什么关系，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所使用的数学，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当时，即使和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来讲的话，马克思所使用的数学也是不简单的。
数量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的主题，而且它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继承关系的。
数量经济学和金融的关系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应该说是两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金融领域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方面，我们搞金融创新，除了刚才易纲行助讲的制度的、人的等等各种因素之外，在方法论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第一条，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和金融领域里的问题，它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对于中国来讲的话，我们的数量经济学也好，或者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好，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来自于金融的实践。我们的金融实践提出的很多问题，成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发展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的一个原动力。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在金融领域的研究和利用中，在金融的创新中，自觉地、主动地去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做这个经济理论研究的人，也要注重从金融的实践中获得原动力，获得我们研究的课题和方向。
就当前来讲，金融、银行对于我们宏观经济也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在讨论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一个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会上讲出来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问题”。我的印象中，党的总书记，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直接来讲这样的问题，那还是很少见的。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我们经济的应该说从静态上来看非常好。但是从动态来看，我们的经济存在非常尖锐、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在长期趋势上也有一些问题。
归纳起来有四大类问题：
第一类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第二是货币供给过多。
第三是国际贸易顺差，国际外汇储备增长太快。
第四是我们现在节能的目标，是单位 GDP 指标上升几个百分点，能耗要下降几个百分点，而我国的能耗在 2006 年在继续上升。
这四个问题里面，除了最后单位产出的能耗问题之外，前三个问题都直接与金融运行相关。投资过多的问题，货币供给过多的问题，外贸方面存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直接与金融相关。
前两天我看到央行发的第二季度的报告，是说外贸顺差不能单纯地通过调整汇率来解决，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汇率的调整不到位，是引起我们目前外贸顺差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许多问题，比较特别的问题都是直接与金融相联系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会的重要性。而且你想把金融搞好，除了体制之外，除了使人变得更聪明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的金融创新。你要在技术上、在方法上有自己的先进之处。
还有一个例子，我注意到，中央党校经常搞这么一个调查，就是党校的各个层次，各个不同班的学员，来自于全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他们经常搞一个调研，就是这些学员们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危机是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党校学员点出来的主要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说明金融对我们国家经济运行的重要性。
最近变了，第一号不是金融危机了，是什么呢？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公平的危机了。这只不过是把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更广泛的一个范围，而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危机问题。但是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讲，我想应该讲最主要的，令我们担忧的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的问题。
我想说，当前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绝大部分是与金融相关的。第二个就是党校搞的学员的调查，都说明，金融对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且特别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央党校调查的例子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要注重中国的特点，注重中国的特殊问题。
最后我讲讲金融创新。
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又是很复杂的，需要谨慎处理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金融创新要谨慎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讲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到现在，年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在中国都会引起波动和反响。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每年发布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时候，都专门有一段文字来描述得奖者的贡献在哪里。但是相比较起来，从 90 年代到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了。但是从受重视程度和受崇拜的程度来看，最轻的是谁？是 1997 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人，一个是诺顿，一个是斯科尔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公式来计算衍生物的价值。而且他们这些方法，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公报，除了能够计算衍生品的价值之外，还可以用来计算保险，计算银行，计算投资公司他们的那些经营活动。但是这两个人得到诺贝尔奖以后，很快的就销声匿迹了，至少中国人提得不多，在国际学术界上，提得也不是很多。什么呢？应该说他们对于金融特别是衍生品工具的贡献是很大的，为什么后来相比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讲，贡献很小呢？因为 98 年碰到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金融机构分析自己之所以损失这么巨大，是因为跟着这两个人的方法走了。所以这两个人得奖的风光也就一年的时间，最后就得到了别人的怀疑。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做金融创新的时候要谨慎。问题是千变万化，金融是没有办法搞得百分之百的完美的。
我记得前一阵子数量经济博士点，教委来批了，批了以后，逐步在增加。最早被批为有数量经济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有一个是吉林大学。当时吉林大学请我去看他们的博士论文，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做金融的。这就是为什么，还会不断地吸引这么多人参与到这里面来，因为这里面风险很大，也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藏满了暗礁，应该这么来形容。
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搞金融创新，要谨慎，要注意吸取国内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金融在全世界有它的普遍性，但是中国金融还有中国金融的特殊情况，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特点。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中央党校的学员调查，为什么这一次调查，金融危机不是在第一位了，而是把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提到第一位来了。这就是典型的代表了中国的特点、中国具体的国情，现阶段所决定的这样一个结果。
80年代讲与国际接轨，主要是讲学人家，看人们怎么搞，因为我们确实落后，我们不懂，我们成功的例子太少了。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与国际接轨也有双向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豆腐”，外国人没法翻译，就只好翻译成“doufu”。
还有“小康社会”，我们提出来以后，国内的人也好，国外的人也好，就想方设法的翻译，结果到现在最流行的，最能够被外国人所理解的中国的“小康社会”，就是“xiaokang”。现在又面临个“和谐社会”的问题，英文有一个词，“hexie
society ”，但是英文的这个词就没有办法反映出来中国所讲的和谐社会是什么。
所以我想，我个人的体会不一定正确，我们搞的金融创新，一个是要谨慎，看到金融是海阔天空的地方，但是也是藏满暗礁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真正把我们的金融创新做好。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讲得如果不对，欢迎指正。
|
